银锭见证税粮改折

来源:中国珍藏2020年9月刊
作者:文、图/王纪洁 责任编辑:王菁菁
2020-09-17 14: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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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江口古战场遗址出水一枚明天启元年(1621年)蒲圻县“南粮改折银”五十两银锭。其长14.1厘米、宽8.2厘米、高6.8厘米,重量1870克。无独有偶,《中国银锭图录》也收录两枚明代天启元年“南粮改折银”五十两银锭。一枚图录号为121,长11.99厘米、宽8.55厘米、高5.39厘米,重量1815.40克。另一枚图录号为122,长11.55厘米、宽8.44厘米、高7.98厘米,重量1878.44克。

      这三枚银锭铭文相同,形制亦相同,唯尺寸和重量略有差别,具备典型的明代银锭基本特征。自锭面左至右錾刻四行铭文,竖排,分别是“蒲圻县征完天”“启元年南粮改折”“艮(银)五十两正(整)”“艮(银)匠郑彭方”。这三枚“南粮改折银”五十两银锭是与明朝赋税相关的官锭,是天启元年朝廷向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蒲圻县征收的田赋税银。
 
      铭文信息丰富
      银锭上的铭文是刀凿錾刻而成,言简意赅,基本信息全面。蒲圻县是今湖北赤壁市,明代属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管辖。“南粮”是指南方各省向两京(即首都和南京)输送的漕粮,以供京需和边饷。“改折银”就是指不再输送粮食实物,转而输送白银。本应征本色而改为征收折色者,改征之银谓之改折银。银锭铭文中的“银”字被刻为“艮”,“整”字被刻写成“正”字,是由于银匠为减少劳动量而有意缺笔减画。在一枚银锭上要记录众多信息,在面积有限的情况下,笔画多的文字就不得不进行简化雕刻,势必产生一些简化字,“艮”字就应该是在这种需要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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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彭方”应为铸造此枚银锭的银匠,在银锭上注明匠人名称,目的是以备核查。因为银锭并不是由国家铸造,而是由各地银匠铸造或政府督责银匠铸造。匠人要对自己参与铸造的银锭质量表示担保责任,这是一种法规定制。嘉靖七年做出规定,“解部银锭,必须于锭下錾官匠姓名差委在职役人员。”(《明会典·课税六·金银诸课》)嘉靖八年,户部尚书王瓒奏请:“各处解到库银,率多细碎,易起盗端。乞行各府州县,今后务将成锭起解,并纪年月及官吏银匠姓名。”([ 明]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1 0《仓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铭文“银五十正(整)”,表明明代对上交的赋税银规格有统一规定。《明会典》记载,“嘉靖十四年,每二十两倾成一锭。”“嘉靖四十一年,每五十两煎成锭,转解太仓。”(《明会典》卷三五)这些铭文与明代典章制度相吻合,也说明当时铸造银锭是受到很严厉的制度约束。
      “天启元年”为田赋税银铸造时间。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据《明实录》记载,天启元年天下有户口983万户,人口5165万,田地743万顷。财政收入田赋米2149万石,麦43 0万石……浙江,南直隶解运首都太仓325万两白银,铜钱310 0万文,漕粮400万石,北直隶和山东三府解送兵部12 0万两白银,另各省解送新兵军饷白银538万两。
   
      南粮为何要折银
      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一下“南粮改折银”铭文。“南粮”一词很早就已出现。《明史·食货志三》:“初,运粮京师,未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万历时有人奏疏:“国家两都并建,于是运粮有南有北,南粮米皆来自湖广、江西、浙江等处。”(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宁庐州安庆备录》,第896页。)清仍存在“南粮”一词的称呼,如成书于咸丰至同治年间的社会小说《儿女英雄传》第二八回:“乌大爷,因是奉旨到通州一带查南粮去了,不得来。”有明一代,政府从南方数省征集并由水道运至京师大量粮食。
      中国封建王朝以农立国,其经济命脉是田赋。明朝初年田赋以征收实物粮食为主,南粮北运是历朝惯例。由于南北交通不畅,给南粮北运带来诸多不便。据不完全统计,明初每年运至首都粮食约有4 0 0万石,仅人力车马船只押运费用就耗资巨大,因为运输成本高昂,运费是粮价的数倍。为节约运输成本,于是,英宗正统元年(143 6年),朝廷下令一些不通舟楫的江浙、湖广等产粮地区,其上缴的米、麦可以用白银折纳,称为“金花银”。明金花银锭有五十两、二十两、十两不同等级。
      据《明史》记载:正统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疏曰:首都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英宗又咨询行在户部尚书胡濙,胡濙对曰:税粮(田赋)折银征收,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不送南京,一律解首都内承运库,谓
之“金花银”。自起运、兑军之外,皆粮四石折银一两,解入首都,以为永例(《明史》卷五四《食货二》(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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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用银纳税的开始,这一制度减轻了广大军民税粮转运之苦,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扩大了折色份额和货币流通,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从此,东南税粮除存留、兑军之外,折银征收者全部解入首都朝廷内府,目的是为充分保障皇室的高额消费。蒲圻在哪里铭文明确表示这是蒲圻南粮改折银锭。那么,蒲圻在哪里呢?蒲圻县即今湖北赤壁市,位于江汉平原,鱼米之乡,隶属明代布政司之一的湖广地区。
      自南宋开始,南方农业生产水平逐渐超过北方。明代,南方农业经济发达,是国家粮税的主要供给地。江汉平原的农业在明代得到发展,大量围垸造田,耕地面积迅速增加。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再加上耕作技术提高,耕田的利用率大大提升,这一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大提高。
      作为明代布政司之一的湖广地区,地域辽阔,弘治年间就已出现“湖广熟、天下足”([明]张翰《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首都:中华书局,19 85年点校本,第68页)的富庶现象。万历年间,湖广已有“鱼粟之利遍天下”的美誉。据学者统计,江汉平原的粮食产量在成化时期达到17亿斤。明朝和清前期,这一地区在全国粮食产量和供应量中占有重要比重,成为全国的财赋之地。
      浦圻县人口数量在明代呈上升趋势。蒲圻县人口数量的增加,与明江西填湖广密切相关。据统计,迁入武昌府(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的江西民籍移民约为十二万二千人(葛剑雄主编,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人口的增多,劳动生产者相应增多,伴随田地的增加,粮食产量也在逐年提高。
      万历《湖广总志》卷二记载,武昌府每年征收夏税二麦折米9815石、秋粮米164620石。按照该志记载,当时折银比例以每石折银三钱即0. 3两换算(不考虑因路途远而造成的扛解银不一折银不等的因素以及王府禄米折银极高的特征,基本上为当时的市场价),故田赋一项共折征银52331两(尹玲玲《明代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以武昌、汉阳、黄州地区为例》,《农业考古》2002年)。这三枚银锭地源于湖广蒲圻县,是蒲圻县向中央政府解送的田赋税银,是政府实行税粮改折的产物,为研究明代赋税制度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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